論我國刑事訴訟中重復性供述排除規則

2019-08-29 02:57:21 法制與社會 2019年23期

關鍵詞 重復性供述排除規則 理論依據 擴大 嚴格

作者簡介:蔣軍堂,北京市盈科(鄭州)律師事務所副主任、高級合伙人。

中圖分類號:D9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8.224

我國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歷史較短,其產生的標志為2010年《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頒布實施,在這不足十年時間里,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及相關司法解釋的出臺已使得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初具規模與體系。但隨著司法實踐的運轉及人民群眾對司法正義的感知程度與要求越來越高,一系列冤假錯案的暴露導致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逐漸顯現出一些新的問題,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則是重復性供述是否應當排除以及排除的范圍、標準等是什么等。隨著《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規定》)的實施,以上部分問題有了明確的答案,但是現有規定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本文則致力于探討優化重復性供述排除規則之路徑。

一、重復性供述排除規則的理論依據

重復性供述屬于供述的一種,因此,研究重復性供述排除規則的理論依據需要以供述排除規則的理論依據為前提。縱觀世界各國刑事訴訟的發展,雖然供述排除規則理論依據發展出例如虛偽排除說、人權保障說、違法排除說、司法廉潔說等幾種影響力較大的學說,但一直以來卻未形成共識。因上述各種學說都只注重刑事訴訟其中一種價值或理念,存在片面性,在解釋供述排除規則時只能發揮較為有限的作用。故,在供述排除規則的立法與司法中大多數國家傾向于采取綜合模式,以自愿性為核心,結合供述可靠性、震懾違法、人權保障等多種理論為供述排除規則提供正當性。

重復性供述相對于一般供述而言,其特殊性就在于獲取過程本身并不違法,甚至于從表面上看是被追訴者完全基于自愿而作出的。但排除重復供述的根本原因在于先前的非法取證行為對重復供述具有直接影響作用,即重復供述受到了先前非法取證行為的影響,使得該重復性供述有不真實的可能,從而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從實踐來看,在重復性供述中,重復供述與刑訊逼供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較之英美法系“毒樹之果”中衍生證據與非法取證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更為緊密,重復性供述中重復口供的取得實質是刑訊逼供行為的影響延續所致,系刑訊逼供行為的直接結果。 一般供述排除規則與重復性供述排除規則都是不得強迫自證其罪與自白任意理念的表現,為聯合國刑事司法準則以及一些國際公約確定的一項基本原則,其核心要旨在于尊重被追訴者人權,保障被追訴者供述的自愿性。

二、重復性供述排除規則的立法現狀與問題

(一)重復性供述排除規則的立法現狀

2017年6月27日,“兩高三部” 聯合出臺《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規定》,首次對“重復性供述排除”問題做出規定。在此之前,理論界關于重復性供述是否應當排除一直存在爭議,而司法實踐中也一直處于空白,但近年來理論界與實務界關于排除重復性供述的呼聲越來越高,本次司法解釋的出臺也是對司法實踐與學者呼聲積極且極具有針對性的回應。該規定采用了“排除為原則、不排除為例外”的方式對待重復性供述問題,以排除為原則是指采用刑訊逼供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受該刑訊逼供行為影響而作出的重復性供述應當一并排除。但是重復性供述并非絕對排除,不排除為例外是指在偵查期間更換偵查人員或審查逮捕、起訴和審判期間,其他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審判人員訊問時告知訴訟權利和認罪的法律后果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作出的重復性供述不予排除。

(二)重復性供述排除規則存在的問題

第一,排除誘因單一。根據《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規定》第五條之規定,以刑訊逼供的方式獲取供述后,后續的重復性供述予以排除。而關于一般供述排除的標準,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刑事訴訟法解釋》第九十五條以及《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規定》第三條與第四條規定,除刑訊逼供外,以暴力或者嚴重損害本人及其近親屬合法權益等進行威脅和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而獲取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也應當予以排除。之所以在刑訊逼供以外,上述情況下獲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應予以排除,就是因為上述取證方法是建立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精神或肉體上強烈的痛苦之上,致使其所作出的供述可能不真實,若將此供述提交法庭或作為定案依據將影響法官對案件事實自由心證的形成,使無辜者遭受不該有的懲罰。 另一方面,上述取證行為也是違反人道主義原則,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權等基本權利,非現代刑事訴訟觀所提倡。另外,可以明顯得出一個結論,重復性供述的排除與一般供述排除誘因不同可能會導致一個“怪圈”出現,可以說是剛剛堵上了一般供述非法取證的缺口,又留下了重復性供述排除的隱患。

第二,排除例外寬泛。首先,《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規定》第五條第一項并未明確更換偵查人員的單位,是更換為偵查機關的其他偵查人員還是其他偵查機關或上級機關的偵查人員。當然,以上問題表面上看只是程序問題,但從普通大眾及被追訴者的角度來看,不管同一偵查機關內部偵查人員的更換還是更換為不同偵查機關的偵查人員,身穿同一制服、處于同一場所,恐怕不能完全消除犯罪嫌疑人的疑慮,即偵查人員均為一家的刻板印象,不能有效切斷刑訊逼供行為對后續供述產生的波及效力與負面影響。其次,在偵查期間更換的偵查人員、審查逮捕、起訴及審判階段的檢察、審判人員訊問時,是否需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訊逼供所獲得的口供已經排除,該條也未予以明確。在刑訊逼供下所作出的口供排除如果不為被告人所知,其再次供述的真實性也會大打折扣,因為其已在之前的訊問中作了有罪供述,在之后的訊問中翻供是不是會遭受同樣的刑訊逼供,這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心中同樣存在較大的疑慮。

三、完善重復性供述排除規則之路經

(一)擴大重復性供述排除的范圍

事實上,相對于刑訊逼供而言,對近親屬合法權益的威脅可能會使被追訴者的精神遭受更大的打擊,具有更強的延續性,被追訴者更不敢在后續的訴訟活動中如實為自己辯護。聯合國《反酷刑公約》中規定的威脅酷刑就包括直接威脅犯罪嫌疑人判處其死刑、威脅損害犯罪嫌疑人近親屬的重大合法利益、在犯罪嫌疑人面前毆打近親屬,這些惡行對被追訴者心理強制的持續性影響絕不亞于刑訊逼供。 比如,偵查人員威脅說犯罪嫌疑人的妻子有不法行為,如果不作有罪供述將會嚴厲制裁其妻子,基于人之常情,此時犯罪嫌疑人必定會按照偵查人員想要的答案去供述。在此后的多次訊問中,犯罪嫌疑人一定會基于訊問時的威脅而繼續作出與第一次訊問相同的有罪供述。上述威脅方式并不等同于刑訊逼供行為,但會造成犯罪嫌疑人更嚴重的心理負擔,犯罪嫌疑人基于對近親屬人身安全的擔憂而產生的焦慮與恐懼會一直持續,后續的供述依然存在“非自由性”,重復性供述與威脅行為的因果關系更為密切。因此,對于以威脅的方法獲取的重復性供述應當一并排除。關于采用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獲取的重復性供述,因限制人身自由與刑訊逼供對被追訴者有著類似的影響,在長時間與外界隔離外部環境與內部心理極度壓力的情況下,被追訴者可能出現高度心理崩潰與精神恐懼。 因此,以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獲取供述的,后續重復性供述也應當予以排除。

(二)嚴格適用重復性供述排除的例外

在偵查階段,偵查機關發現確認或不能排除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存在時,給予其自主糾正錯誤的機會,符合非法證據可以在刑事訴訟各個階段排除的整體刑事訴訟架構的安排,可以有效提高非法證據排除的效率與偵查機關有錯必糾的積極性。 但從非法證據排除機制的目的來說,通過排除非法證據,使其在法庭上不能成為定案的依據,以此倒逼非法取證行為的杜絕,進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因此,重復性供述排除規則也應當以不強迫當事人自證其罪作為其根本目的,結合自身的特殊性進行規則的構建。

在重復性供述排除規則采取原則加例外的模式下,例外情形應當滿足完全切斷重復性供述與先前非法取證行為之間因果關系的條件,保證重復性供述的完全自愿性。首先,在偵查階段,如果存在非法取證行為,之后的重復性供述均予以排除則不利于偵查機關辦理案件,但應當嚴格限制排除的例外情形。鑒于我國的司法體制及司法實踐情況,在非檢察機關自偵案件中,發生非法取證行為后更換為檢察機關的工作人員進行偵查,犯罪嫌疑人的自愿供述不予排除;但在檢察機關自偵案件中,發生非法取證行為后的重復性供述應當一律予以排除。其次,不論偵查階段,還是審查起訴、審查逮捕和審判階段,其他偵查人員、檢察人員、審判人員在詢問前除依法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訴訟權利與認罪的后果,還應當告知非法取證行為獲取的供述已排除的事實,重復性供述可以不予排除。

四、結語

重復性供述排除規則的建立,為我國刑事訴訟非法證據排除體系的重要一環,填補了供述排除領域的一項空白,與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這一深層次司法體制改革的目標相契合。但現行司法解釋在重復性供述排除的誘因上,其他與刑訊逼供在權益侵害上相當的如威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取證行為缺位,排除范圍過窄,另外在排除例外情形的規定上操作性不強,難以阻斷非法取證行為與重復供述的聯系。因此,有必要對威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取證手段等作出回應,使其在立法上成為重復性供述排除的原因,并且嚴格限制例外適用的條件,提高重復性供述排除規則的科學性,以此倒逼偵查行為的規范化,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自由,推進我國刑事訴訟的現代化、法治化進程。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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